《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 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

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

聂洪钧

1935年陕北“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错杀了党政军一些人员，引起同志的不满，影响了团结，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等都在红军工作，没有我的同意他们是不会被捕的，他们不被捕，则习仲勋、刘景范等也就不会被捕。

瓦窑堡关押刘志丹的监狱旧址

1935年5月，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我调陕北苏区，会同几个同志成立“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在上海临走时，贺常志和我谈话，说了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黄子文、蔡子伟；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5月30日，离沪到天津。在天津，北方局老高谈话时，也做了这样的介绍。9月，进入陕北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相继到达永坪，合并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被决定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按北方局通知，原定参加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刘炸夫不能来了，要我们就地提一人参加，经过商量确定程子华参加，成立了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随后代表团会同西北工委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兼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

在西北工委的半个多月时间，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听到这样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到他的包庇；黄子文是刘志丹派到关中的，蔡子伟是刘志丹派到西北工委来的；刘志丹、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二十六军全军覆灭；刘志丹当过白军旅长；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等等。如此种种，对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

红十五军团建立后，陕甘晋省委召开扩大的省委会议，会议提出开展反对右派反革命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会议之后又召开了省委会议，确定了“肃反”的方针肃清西安、太原等地来路不明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同时决定逮捕李西萍和从太原新近派来的张慕陶的一个交通员，以便追踪其他右派反革命。会后，我随部队开到前方，根据省委的交代，曾召开两次军团负责人会议，有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高岗和我参加。会议决定：来一个深入反对右派的思想教育工作，揭穿右派的阴谋活动，严格注意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对其中确有破坏行为的人应予逮捕。

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以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立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榆林桥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三天，中央红军到了。我们即由榆林桥赶往下寺湾迎接。在下寺湾的中央会议上，我把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并编为红十五军团、劳山、榆林桥战役以及“肃反”的情况，向中央做了口头报告。

11月7日，我跟随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不久，陕北“肃反”被揭发为错误“肃反”，刘志丹、高岗等为中央放出。我在接受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处分之后，离开部队，调到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工作。

《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