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近年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金银器繁盛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汇聚于唐代政治中心——唐都长安及其周边的金银器，则能代表唐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准。20世纪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西安东南郊沙坡村窖藏、铜川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等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出土地点明确、有相关文字信息且器物形制丰富的宝贵金银器实物资料。进入21世纪，陕西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时有所见。本文收集2000年以来陕西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材料，择其要者进行述研，见教于方家。

银高足杯

（一）花草纹六瓣高足银杯

2020年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龚东村唐元自觉夫妇墓出土，编号M76 ∶ 7[1]。杯口径较大，腹较浅，呈碗形。杯身捶揲成六曲花瓣形，平底，下接柱状高足，足底外撇呈喇叭形。足柄至足底亦以凹线为界分割为六瓣，与杯身相对应。银杯通体以鱼子纹为底，杯身每瓣中饰相同的缠枝纹。缠枝以中轴对称向内对卷呈“心”形，缠枝末端及茎部再分出舒展卷曲的花头、卷叶，整体纹饰工整精致。

杯身外底饰缠枝花头，柱足每瓣中亦饰花头向下的缠枝纹。足内底刻有“泰”字。口径7.4、底径4.4、足高2.3、通高6.1厘米（图一）。缠枝纹又称卷草纹、蔓草纹、唐草纹等，由卷曲的主干配旁出的花头、卷叶组成，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装饰纹样，不仅用在金银器、玉器的装饰上，在石刻、绘画、织锦上也多有体现。缠枝卷草纹既可以作为主题纹样独立使用，也可作为花纹、动物纹、人物纹等的衬纹或边饰。学者齐东方曾将唐代的缠枝纹分为四式即四个阶段，指出缠枝纹经历了由细密繁复向大气疏朗、由主题纹饰向组合纹饰转变的过程 [2]。元自觉夫妇墓出土的这件高足银杯上的缠枝纹表现出纤细、繁复的特点，且为器物的主题纹饰，与西安韩森寨出土缠枝纹带把银杯、日本白鹤美术馆藏缠枝纹银长杯上纹饰相似，属于Ⅰ式缠枝纹，主要流行于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从墓志志文内容看，墓主元自觉主要仕宦时间为武周末期至玄宗前期，官至正四品上的左司御率。《唐会要·杂律》中记载 ：“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可见这件出土于元自觉墓的高足银杯，与墓主的生活年代、身份背景均相符，应为其生前用器。

关于高足杯这种器形，夏鼐、桑山正进、孙培良、齐东方等中外学者此前均有专门研究，认为高足杯非中国本土起源，而是具有罗马—拜占庭风格，南北朝时期经中亚地区传入我国，并在唐代流行开来。而元自觉墓银杯杯身、柱足的凹凸分明的多曲瓣造型，则是典型的粟特式银器风格。从这件银杯上的缠枝纹来看，唐代工匠在吸收借鉴了外来器物形制的基础上，又将唐代本土纹饰融合其中，创造出符合唐人审美的“时代新样”，体现出唐文化的豁达开放、兼容并蓄。

（二）银高足杯

2002年陕西西安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唐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共两件，编号分别为M1∶123、125[3]。两件高足杯造型一致，纹饰细部略有不同（图二:1、2）。

高足杯M1∶125，口径7.7、底径3.6、高6.2厘米。杯口较大，外侈；杯身较浅呈碗形；杯腹底与高足之间有八曲状的托盘；柱足中部有一算珠状的节；足底外撇呈喇叭形，亦分为八瓣。杯腹外壁捶揲出浅凹线，使杯腹上形成上下两层凸起的云瓣纹样。这种凸瓣装饰金银器一般被认为是粟特风格。5至6世纪，粟特银器的分瓣较细密，多呈一反一正的水滴状；7世纪之后，分瓣有向数量减少、式样粗疏转变的趋势。唐代金银器在接受了粟特风格之后进行创新改造，分瓣多呈尖角的莲瓣造型，并出现双层结构[4]。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就是这类金银器的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阎识微夫妇墓出土的这件银高足杯，其凸瓣装饰并不是常见的尖角莲瓣造型，而是呈三瓣状的云瓣造型。这种样式的凸瓣装饰无论在唐代金银器还是粟特金银器中均不多见，目前仅见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双狮纹银碗（一对，其中一件内底纹饰片脱落）碗腹上凸瓣与之相似。

阎识微夫妇墓出土高足杯通体以鱼子纹为底。杯腹云瓣的中间一瓣做成两片忍冬叶片对卷的造型，上层云瓣内填刻两类图案，一类为缠枝纹；另一类为两只相向站立的鸿雁或两只相向而飞的鸳鸯，辅以单簇的折枝花草，卷云、蜻蜓、蝴蝶点缀其中；两类图案交替分布。下层云瓣内填刻缠枝纹。算珠状节的每个突起上饰一个小花纹。其余口沿、足部均饰不同造型的缠枝纹。

从造型和纹饰风格来看，阎识微夫妇墓高足杯口径大于腹径、杯腹有双层凸瓣造型、腹部无折棱、有算珠状节、装饰细密缠枝纹和禽鸟纹的特征，与西安东南郊沙坡村窖藏出土7号高足银杯相似（图三），该器被认为是8世纪前半叶的标准器[5]。而根据志文，阎识微及其夫人合葬于神龙二年（706），则为该时期高足杯的标准特征再添新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足杯M1∶123、125均随葬于阎识微夫人裴氏棺内。裴氏为河东大族，裴氏父裴重晖，历任膳部员外、中书舍人、万年县令，袭舂陵县男；母李令为李渊子李元吉之六女，封新野县主。裴氏具有皇族背景，可谓家世显赫。裴氏卒于唐天授二年（691），原葬于洛阳龙门之原。而阎识微因其弟阎知微通敌叛国，连坐被诛于圣历二年（699）。神龙元年（705）之后，阎氏平反[6]，神龙二年（706）迁葬回长安万年县崇道乡。从考古发现来看，阎识微夫妇墓中的银高足杯、金背铜镜、银碗、银罐等等级较高的物品均随葬于夫人裴氏棺内，而阎识微棺内随葬品极少，仅有一套银匙银筷。这或许与裴氏母族显贵，且卒于阎氏家族夷族之前，未受牵连；而阎识微以罪臣家属身份下葬这一史实有关。

银罐

（一）素面银罐

2002年陕西西安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唐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共两件，编号M1∶128、132。银罐M1∶128，口径3.3、底径2.5、通 高5.5厘米。带盖，盖呈伞形，上有圆纽，纽与盖之间有一圆形垫片。罐口微侈，束颈，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通体光素无纹（图四：1）。

银罐M1∶132，口径3.1、底径6.5、通高8厘米。一侧口、肩部已挤压变形。带盖，盖呈帽形，上有圆纽，纽与盖之间有一六瓣花形垫片。鼓腹，圈足（图四：2）。

（二）三足小银罐

2001年陕西西安南郊唐李倕墓出土，编号M2∶1[7]。报告中作“三足小银壶”。有盖，盖面隆起，中央有宝珠形盖钮，下沿内卷成子母口。罐身侈口，唇外卷，矮束颈，鼓腹，腹较扁，圜底，有3个兽蹄形足。盖面、器身外壁及三足的上部满饰鱼籽纹地纹，盖面錾刻单簇花草纹及蜂蝶，罐颈部錾刻9朵如意云纹，三足之间錾刻两两相对的三组鸳鸯或鸿雁，其间点缀花草、蜂蝶及飞鸟等，底部饰一组六瓣花叶团花；三足上部錾刻枝叶。通高5.6、壶高4.2、口径3.3、腹径5.3、盖高1.7、径3.65厘米（图五）。

此类小银罐在何家村窖藏、西安东郊国棉五厂M65等中出土数件，罐底有平底、圈足、三足等，罐腹有鼓腹或束腰两种。这类银罐高度通常在3至6厘米之间，体型较小，且均带盖，扣合严密，密封性较好。据推测，这些银罐很可能是储藏制备好的丹药的容器。

唐代外丹术盛行，举国上下都有炼丹、服食丹药的传统。何家村窖藏曾出土大量丹砂、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珊瑚、琥珀、黄（金）粉、金箔等炼丹药材，从储存药材的银盒银罐上的墨书来看，药材还会根据质量优劣被分为不同等级。唐人不仅对药材本身很讲究，对炼制、熬制、储存药剂的容器和工具也很讲究。

这些器具多用金银制成，他们认为金和银能够增强药效，可将金银不灭不朽的特点转化到丹药内，从而达到服食后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目的。此外，道家还讲究将炼制好的丹药密封起来进行转化，有助于增强药效。因此，这类密封性好、小巧便携的小银罐，正是储存丹药的理想器具。由此推测，阎识微夫妇墓、李倕墓出土的这3件小银罐，可能也作存放丹药之用。

银碗

2002年陕西西安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唐阎识微夫妇墓出土，编号M1∶118。侈口，上腹向内弧收呈亚腰状，下有一周凸棱，下腹外鼓，平底，下接圈足。外表光素无纹。口径10、底径7.2、高6.9厘米（图六）。

学者齐东方曾提出，“折腹器物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8]。笔者认为，折腹造型的传统可以更加确切地追溯到古罗马地区。事实上，这种上腹收束、下接凸棱、下腹外鼓的造型风格在罗马式高足杯的杯身上非常常见。

出土于黑海沿岸彼尔塔瓦市郊的7世纪金银高足杯（图七），如果仅看杯身部分，其口部外侈、上腹收束成亚腰形、下接凸棱、下腹外鼓的造型，与阎识微墓M1∶118折腹碗碗身部分（不包含圈足）所展现的造型风格极其相似。1970年山西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魏遗址中出土的鎏金刻花银碗[9]（据碗的尺寸和碗底痕迹判断其有可能为高足杯的杯身部分[10]），也同样呈现上腹收束、下接凸棱、下腹外鼓的造型特征。有关大同工农路北魏遗址出土的这批金银器的来源问题，学界有萨珊波斯[11]、中亚或西亚（非萨珊式）[12]、呱哒[13]等看法。近有学者将大同工农路北魏遗址出土银碗（高足杯）与罗马帝国器物进行对比，认为“其器形与装饰特征无不契合罗马帝国遗存”，“基本可以归入古希腊罗马文化范畴”[14]。

银下颌托

2002年陕西西安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唐阎识微夫妇墓出土，编号M1∶115。高21、托宽8厘米。托体为勺形，两侧延伸出细带沿墓主脸颊向上延伸，相交系于头顶（图八）。

2001年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唐李倕墓出土，编号M2∶27。残高3.6、托高1.7、长8.8、最宽处4.7、片厚0.02～0.1厘米。由薄银片压制而成，残损严重。托部呈椭圆形，敞口，圜底。两端向上翘起较窄的条片。上部残损（图九）。

下颌托是一种固定在死者下颌处的器具，具有防止死者因面部肌肉松弛而口部大张、下颌脱落的功能。我国境内的下颌托类器物从西周至宋均有发现，从材质上可分为玉石、纺织物、金属等质地，各个历史时期下颌托的形制、材质、流行地域均有所不同，此前已有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专题研究。新疆地区以外所见下颌托主要为金、银、铜等金属质地，最早见于北魏时期，唐时主要流行于两京和峡江地区。

学者冯恩学曾提出“下颌托来源于祆教文化”，认为“下颌托是受祆教祭司神灵戴口罩的艺术形象影响而产生的神器，具有神灵佑护的含义。”[15]然目前所见仅有宁夏固原史道德墓出土下颌托，墓主为西域昭武九姓之后，可能具有祆教背景。其余均难看出与祆教的直接联系。

唐代金属质地下颌托多出土于女性墓葬中，且多与头冠同出。阎识微夫人头戴由宝玉石、玻璃、珍珠、羽毛等点缀的冠；李倕头戴两重高冠，冠上镶坠宝玉石、珍珠、金、象牙等各种材质的花饰。同样“下颌托+冠”的组合还见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唐贺若厥墓[16]、西安东郊灞桥区新筑乡金乡县主墓[17]、西安韩森寨宋氏墓[18]等。这些墓中的下颌托可视为冠的一部分，两端与冠相连，下端托于下颌处，使高大的冠能够固定在墓主头上而不至倾倒散落。正如学者霍巍等指出，唐代下颌托的功能“逐渐发展成为与冠饰相结合的女性死者的专用物品，装饰性意味远强于保存死者下颌骨与遗骸完整的原始丧葬意味。”[19]

金银簪钗

（一）金钗

2002年陕西西安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唐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共3件，编号M1∶129、130、131，形制相同。折股钗，素面。金钗M1∶131，长20.3厘米，重15.4克（图一○)。

（二）鎏金银钗

2006年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M1出土，共5件，编号M1∶7[20]。双股钗，钗体扁平。钗头整体呈花瓣造型，与钗体连接处作花萼状。钗头鎏金，透雕纹饰。3件为展翅长尾的凤鸟立于阔叶折枝花草上，其中两件纹饰相同为一对；另两件纹饰相同，为一对鹦鹉翱翔于草叶之中。长34厘米（图一一）。

（三）铲形银簪

2006年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M2出土，共4件，编号M2∶5。素面。簪体扁平，簪头做扇形，为“拨子”式簪。头宽6.4、通长23、厚0.1厘米（图一二）。

（四）银钗

2006年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M2出土，共3件，编号M2∶13。折股钗，双股等长，断面呈圆形，体表光素。长21厘米（图一三）。

（五）银钗头

2018年西安市东郊东小寨村M12出土，编号M12∶13。由厚约1毫米的银片打制，为阔叶折枝花造型。花纹左右对称，上部为三瓣花，呈盛放状；下部为茎及阔叶。叶从上到下由细小变大，内侧各一片细小叶子相对，外侧各三片叶子左右对称且叶脉清晰。叶的底端有残断的痕迹，发掘者据此推测该银饰为钗头。通高2.6、宽5.1、厚0.1厘米（图一四）。

簪和钗是古代女性最常用的发饰，兼具束发、固定冠和美化发髻的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从形制上看，簪与钗的区别是簪为单股，钗为多股（两股或三股）。簪由笄发展而来。笄的使用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材质有骨、陶、石、玉等，主要功能为约发。先秦文献中主要用“笄”来称呼这种单股长针状的头饰，鲜少用“簪”[21]。笄的作用除了约发，还用来固定冠。《仪礼·士丧礼》注疏曰：“凡笄有二种：一是安发之笄，男子、妇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为冠笄、皮弁笄、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妇人无也。”女子所用之笄，还有一定的装饰功能。《诗经·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诗传》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珈，笄饰之最盛者。”郑玄注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饰，如今步摇上饰，古之制所未闻。”可见当时妇女已用笄来固定假发，并在笄首加饰物，以营造出“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效果。两汉时期，“笄”一字的使用频率减少而“簪”字的使用频率增加，至隋唐时“簪”基本上取代了“笄”。

图一五 西安西 郊机床铸造厂出 土双叶形流云飞 鸟纹鎏金银簪

图一六 江苏宜 兴安坝唐墓出土 花叶形折枝花草 纹银簪

唐代的金银发簪在汉晋时期平素无纹、簪首简约的发簪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发簪的装饰功能，簪头的形式有了更多变化，简单者如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M2出土的扇形簪头银簪，复杂者如西安西郊机床铸造厂出土双叶形流云飞鸟纹鎏金银簪（图一五）、江苏宜兴安坝唐墓出土花叶形折枝花草纹银簪（图一六）等。

唐代的金银发钗从形制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较简易的折股钗，即将金、银条从中间弯折形成U形，两钗股等长。有的钗首处做出拱尖、云头、花瓣等形状；另一类钗首塑为花卉、草叶等造型，有的再以镂空的形式布置动植物、人物等纹饰图案，钗首和钗股一体制成。

简易折股钗的主要作用是固定发髻，类似我们现在的发卡。这类钗在秦汉时期已经使用，且一般为多件组合使用，这与秦汉时期以来妇女偏好高大发髻的风尚分不开。多件发钗组合使用，通过发钗之间相互交叉、勾连能使发髻更加牢固不易松散，也能让义髻与真发连接得更加紧密。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共发现10只金钗，长度为8至24.5厘米不等，可见唐代女性会根据发髻的具体样式采用长短不等的发钗来固定头发。此外，唐代贵族女性在特定场合会戴缀满各种金银珠玉饰物的高大礼冠。

为了使冠能更稳固地佩戴，常用钗、簪将冠与发髻进行连接。如李倕墓礼冠便使用了7件簪钗交叉来使冠与发髻相固定（图一七）。阎识微夫人裴氏墓出土300余件宝玉石、玻璃、珍珠等材质的冠饰（图一八），足见冠之高大华美；伴出的3件素面折股金钗，应该也作固定冠之用。

另一类钗首造型和纹饰复杂的金银钗，除约发固冠的实用功能外，更多是靠精美的钗首装点发髻。为了适应唐代女子喜好高髻、好用义髻的风尚，这类金银钗通常较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出土鎏金银钗，长度均在30厘米以上。从图像资料可以看出，唐代女性在佩戴这类钗时，流行将一对纹饰相同的发钗左右各一支插在发髻上。新城长公主墓壁画侍女图中，两位侍女均左右各簪一只式样相同的钗（图一九）。

山西太原晋源镇唐墓M1侍女图中也有相似的表现（图二○)。这与目前所见考古发现情况是相符的。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唐墓M1出土的5件鎏金银钗中，有鎏金凤纹银钗和鎏金鹦鹉纹银钗各一对。此前浙江湖州长兴下莘桥银器窖藏、永泰公主墓出土银钗，均为这一类型。唐诗中“翠钗先取一双悬”“金凤双钗逐步摇”即是这一风尚的写照。

结语

21世纪以来，陕西地区考古发掘所见唐代金银器多出土于墓葬之中。从墓葬形制和墓志等纪年材料看，墓葬年代为武周时期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即7世纪末至8世纪末，这也是唐代金银器稳步发展并臻至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在吸收了高脚、折腹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在其形制、纹饰方面颇有创新，将凤鸟、鹦鹉、鸳鸯、蔓草等带有祥瑞象征的图案融入其中，削弱了异域金银器承载的政治、宗教意涵，在器用功能以外更加突显金银器的审美、装饰功能，形成唐代自成体系的金银器风格。

从墓主身份来看，男性墓主多出身世家并在朝任官且品阶较高，所随葬金银器具可能为其生前所用，这与《唐会要》中“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至七品，并用银。”记载相符。女性墓主多为宗室女或品官之妻，随葬金银器中簪、钗、镯、臂钏、下颌托等与装饰相关的器物占比高，反映了唐代贵族女性偏好“高髻险妆，去眉开额……费用金银，过为首饰”的时代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