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24 16:40:54 来源: 眉县文旅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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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清代文学家、隐逸大儒、关中三李、雪木先生李柏诞辰395周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造道为民，立德亦为民。2025年夏至到来之际，在关学精神的驱动和横渠情怀的感召下，本文谨以诗人北岛的诗句，向清代文学家、诗人、隐逸大儒李柏先生诞辰395周年致以崇高的敬意！清光绪十五年（1889）立于李柏祠堂前的“李雪木故里”碑刻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槐芽镇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据史料记载，其“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李柏的家世和眉县前贤张载有着类似的经历，其先祖都是外籍他域。据清代大儒王心敬撰写的《太白山人雪木李先生墓碣》中记载，李家祖上原籍汉中府褒城，其七世祖时迁至秦岭北麓眉县曾家寨（今眉县槐芽镇红岩村），而李柏先祖来到眉县所经过的褒斜古道，就是张载当年由蜀来眉的路径，并完全一致。至此，李家遂为眉县人。李柏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在私塾当先生，其饱读四书五经，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尤其喜好西晋名士陶渊明的风范和气节，常说：“晋无文章，只有’归去来兮’。”如此的家境，为李柏诗意天成的文学禀赋和安贫乐道的气节情怀营造了基础。和张载一样，李柏九岁时，其父亲因贫病交加而去世，时年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明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和东北满清大肆宼边的时期，明王朝在“内有反贼外有边患”的夹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家灾国难，使幼小的李柏产生了“向往太平而为天下计”的夙愿。于是李柏在母亲的艰辛抚养下进入私塾开始学习，但是李柏对“科举取仕”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文化理念甚为反感，这是他时常逃课甚至和家人老师对抗的主要原因。反之，他崇拜古圣先贤，仰慕高士英烈的浩然风骨。而此时，正值满清入关统治中原肇始之际，一方面“反清复明”的种子在相当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中已然成为一种信念，对倒塌的朱明王朝心怀想往，排斥异族统治。另一方面在“留发不留头”的满清政权高压统治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遁隐和逃避”的不合作态度。步入人生青壮年时期的李柏，正值康熙初年，此时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迫害，倒逼有抱负的汉族知识分子选择了以“遁隐”的方式无声的对抗清廷的制度剿灭和追寻自我心中的理想之国，李柏正是这一历史时期“遁隐高士”的典型代表。 李柏先后隐居生活于太白山的大雪岩和少白山，在此他一边和家人开荒种地，以辛劳而微薄的农业耕作来养活全家，以达到他逃避清廷管制并能养身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以诗为器，将他自己的见解和理想通过七百多篇诗文为主的方式写在槲叶上，并取名为《槲叶集》，在此书扉页上有李柏自己题写的前序，其曰：“山中乏纸，採幽岩之肥绿，浥心血之馀沥，积久盈箧，遂为集名。”此自题记载了李柏在生活极其贫穷的太白山中的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他“隐居”于深山之中，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并未脱离现实社会。他同情劳苦民众，抨击社会不公，提倡“以德治天下”，遂以刀为笔写下了《士也贫》一诗：“金石坚其骨，江汉濯其身，呜呼！士不贫，谁则贫？”表达了他对清廷民族压迫的不满和励志高洁的斗争精神。他尊崇先贤造道之志，决意以自身为君子标杆，启迪后人做高义之士，他在《言箴》一诗中这样写道：“石不言而自坚，蘭不言而自芳。海不言而自深，乾不言而自刚。”以表明他笃志不移砥砺前行的为学理念和家国情怀。 李柏曾在诗中自称“甘泉高士”，意即志在圣贤、甘居泉林的高风大志之士。此种高尚超脱的坚毅品性，其实是源自于他崇尚古代巢父、许由、屈原、韩信、诸葛亮、关羽及岳飞等等高贤名士的人格风范而形成的。也是因其故乡眉县为古代西周立国之地，此地历代多有士人气节风骨继世，以此李柏被后世赞誉为“西周高士”。作为“士”特有的精神情操，李柏遁隐是因为他不愿聆听人间的繁杂之音和看见俗世的丑恶嘴脸，他只想生活在一个自由而随性的理想之国，就如竹林七贤、陶渊明等西晋名士，所以他说要“必学古人”。但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国“，他又不能及不得完全脱离人群，脱离了人群或者说脱离了人，他就不可能感受到人的生活和乐趣。再进一步说，李柏是有着及其强烈的抱负上进心，这种境界的至高点就是”德“，就是一个人立身立命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观，在李柏看来，是其生命最为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而一旦完全和摒弃了人群，他胸中浩瀚波澜的”德“也就落伍于这个社会，甚至他也不可能写出那么多优美及爱憎分明的诗篇，换句话说，不向外界学习，不随时把握社会的发展和动态，他心中的”德“笔下的诗篇和文章，将是苍白无力甚或是枯朽腐烂，无法打动和影响这“尘世的俗人”。 南北朝时期的眉县高士马枢，因其学识渊博和品性高洁，被誉为“三教通人”，先后受到南梁和南陈两代统治阶层的青睐和诏晋，但马枢不愿为官，遂写下《白燕赋》，以表他不愿为官而甘愿做遁隐君子的志向。而李柏也是以先贤马枢为榜样，写下了《白燕赋》，其中有：“同君子之忘机兮，類佳人之殊容。语不解人以玲珑兮，剪不割云而裁桐......问君何以如此，特变采于马枢。”文中李柏以君子为标尺，以佳人为志向，尽显其追寻高士名流的不凡气度。以此而然，他虽然前后隐匿于大雪岩和少白山，但并未中止人间的活动，比如南游衡阳、东访长安、西走岐雍、北行耀州等诸多地方。而他所交的或所见的人都是人中雄杰或“稀世臻品”，比如岐山县令茹紫庭、武功名士焦卧云、广东肇庆知府张仲贞、洋县县令邹溶、眉县县令梅遇、长安八仙庵道长任长年、高僧憨休甚至时任陕西学政许孙荃都曾亲自登门拜访李柏，而因和当时名儒周至李颙和富平李因笃的学识品德齐名，更是被人称作“关中三李”。清光绪十九年（1893）眉县知县毛鸿仪为李柏祠堂题写的“道继横渠”匾额
李柏继承了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主张“以德治天下”。他在《山房咏怀》一诗中写道：“浩荡乾坤舆盖共，广长江汉瑟琴舒”，将个人修养与天下责任结合，暗含“成大事者必有大志”的意蕴，是儒家精神的继随者。在他写的《得失篇》一文中有：“孔孟之道，则生天下、治天下，以匹夫而教万世之天下。以德以力，用心不同，故得失亦异也。” 从此文可以看出，李柏不仅胸中有孔孟之道，而且更有孔孟之德。此外，他与“关中三李”中的李颙、李因笃互相砥砺，共同倡导“明体适用”之学，这些都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再现。以此，我们不难看出，李柏的隐匿和遁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逃避现实”，他是要避开这个社会他不愿看到的丑恶和龌龊的一面，而他内心所倚重认可的“良品君子”和“贤达名士”的清流群体，他不仅没有抛弃，反而关系密切且时常来往。他要做的就是在混沌的世俗中寻找或发掘出一种没有污染和没有丑恶的良品世界。“极品君子”和“理想之国”，才是他遁世和隐匿的正真目的，这就是“西周高士”李雪木。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群体普遍以隐逸表达气节，李柏的选择与时代思潮相呼应。他批判明代科举腐化，认为“虚文小人满朝廷”导致国家倾覆，进而以隐居避世作为“立德”方式。作为明末清初的隐逸大儒，李柏通过隐居生涯和学术主张，展现了“以苦砺志、以隐求道”的精神内核，与胡居仁、曾国藩等人的“欲为天下第一等人，须做天下第一等事；欲做天下第一等事，须受天下第一等苦；能受天下第一等苦，然后能享天下第一等乐。”的儒家进取思想形成呼应。这种以苦难为代价的坚守，与北宋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精神虽路径不同，但内核均指向对儒家理想的极致追求。 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群体普遍以隐逸表达气节，李柏的选择与时代思潮相呼应。他批判明代科举腐化，认为“虚文小人满朝廷”导致国家倾覆，进而以隐居避世作为“立德”方式。作为明末清初的隐逸大儒，李柏通过隐居生涯和学术主张，展现了“以苦砺志、以隐求道”的精神内核，与胡居仁、曾国藩等人的“欲为天下第一等人，须做天下第一等事；欲做天下第一等事，须受天下第一等苦；能受天下第一等苦，然后能享天下第一等乐。”的儒家进取思想形成呼应。这种以苦难为代价的坚守，与北宋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精神虽路径不同，但内核均指向对儒家理想的极致追求。今天，站在太白山巅昂然回首，宋贤张载和清儒李柏，先后以哲学而”造道“和以文学而”立德“，力图为中国人找到和谐幸福的发展道路而前赴后继鞠躬尽瘁，这种无我精神，就是道德的最高典范和诠释，亦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最真的梦想。而此梦想，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追寻，生生不息从未中止。
马苏彬，陕西省关学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宝鸡市关学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张载祠（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出版书籍有《厚道圣人》、《张横渠传》及《酒人说酒》等多部，2022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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