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彩韵，提供“年代标尺”

西安博物院举办的“探长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30年考古成果展”众多珍贵文物齐聚一堂，不仅有罕见的元青花、透影杯等瑰宝，还有一些来自普通墓葬却蕴含重要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其中唐韦万夫妇墓出土的三彩杯尤为引人注目，该杯以其复杂的制作工艺和精美的外观，令观众喜爱。

工艺复杂吸引眼球

在西安博物院展厅内柔和的灯光下，一件造型独特的三彩杯身上“繁复”的纹饰，吸引了较多观众围着它进行拍照。它整体呈半球体，口部四曲内收，宛如盛开的海棠花，两耳外折，与杯口浑然一体，耳面四孔，外侧有七个尖状凸棱，外壁模印树叶纹，似乎连叶脉纹路都清晰可见。色彩上，外壁、双耳及杯口施黄釉，内壁则巧妙地运用了黄、绿、白三色釉，对比鲜明。

唐韦万夫妇墓出土三彩杯

展牌标识它出土于西安市雁塔区缪家寨唐韦万夫妇墓。据发掘报告显示，这件三彩杯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同类完整器除此件外，仅在巩义芝田中出土1件，是比较少见的器物。这种杯的模具见于巩义黄冶窑，属杯体与双耳分体模制。这件三彩杯，其复杂的制作工艺为这类器物的制作和流通提供了年代标尺。

三彩杯正面和背面

展厅中，与三彩杯并肩而立的是一件同样出土于唐韦万夫妇墓的三彩香炉，以其绿釉斑驳的外表和腹部鼓起的形态，同样吸引着观众眼球。绿釉在岁月的洗礼下显得斑驳陆离，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点缀的时间印记，让香炉的每一寸都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感。

三彩香炉

香炉的腹部圆润而鼓起，显得沉稳而庄重，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三只兽蹄形足，五爪稳稳地支撑着香炉的身体，这些细节承载了唐代工匠对于形态美的独特理解和追求，不仅赋予了香炉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感，也透露出一种灵动而神秘的气息，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力量、美学的故事。

器主曾任郊社“斋郎”

这些精美的器物，不仅让观众对唐代的陶瓷艺术赞叹不已，更激发了人们对这些器物主人的好奇。据唐韦万夫妇墓发掘领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永淇介绍，正因为韦万夫妇墓出土器物年代明确、工艺精美，故而被选参加“30年考古成果展”。

郭永淇介绍，韦万夫妇墓属于配合工程基建随工清理时发现，作为发掘领队，他承担规划、指挥、安全管理、团队协调和文物保护等多重角色。他回忆该墓发掘时，随着探铲缓缓深入地下，土样不断提取，发现该墓保存很完整，没有遭受破坏，出土器物丰富，特别是出土了带有身份信息的墓志纪年，明确记录了墓主韦万及其夫人薛氏的相关信息，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

唐韦万夫妇墓出土墓志盖拓片

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叫韦万，字崇节，京兆杜陵人，出身于京兆韦氏逍遥公房，曾担任神岳斋郎和武骑尉。韦万的高祖韦夐，曾祖韦世约，祖父克己，父亲遥光，均在各自的时代担任过重要官职。韦万自幼聪惠，风仪朗秀，16岁时被选为“斋郎”，后因表现出色，被加封为武骑尉。然而，韦万英年早逝，仅18岁便因病去世，令人唏嘘。

墓志中提到的“斋郎”，是唐代贵族子弟门荫入仕的重要途径，即从品级较高的官员子弟中选取，考满后可释褐做官。斋郎分太庙斋郎和郊社斋郎，选取时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六品以上清官的孩子，“凡斋郎，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而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

据郭永淇考证“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可知，韦万被选为斋郎时应按郊社的条件，他16岁恰在15至25岁之间。后韦万任武骑尉，视从七品上，因韦万英年早逝，故虽出身名门，所任官职却不高。

唐韦万夫妇墓出土墓志文拓片

“当时发掘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郭永淇表示，该墓葬采用品官墓中不常见的竖井斜坡式墓道。一般认为，“竖井墓道是唐代庶人墓常用的形式，大约从开元之际出现在品官墓中。而韦万为从七品上的武骑尉，其夫妻合葬墓于神龙初年就使用竖井斜坡墓道，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品官墓中比较少见。”

郭永淇通过对比，发现该墓与西安西郊枣园M12、陕西凤翔豆腐村BT2M2形制相似，他分析韦万夫妇合葬墓下葬年代为神龙二年（706年），正是唐中宗复位后的第二年。

揭示主人生活细节

除了展览中展出的三彩杯和三彩炉，韦万夫妇墓还出土了众多文物，如镇墓兽、瑞兽葡萄镜、铜钗、贝壳、陶砚、陶俑、陶动物、陶罐等，其中有两面铜镜令郭永淇印象深刻。

出土陶俑

“当时在墓室内发现了两具已朽的木棺痕迹，其中东棺尺寸较大，出土器物丰富，有银盒、三彩盒等10件器物。西棺尺寸较小，出土器物较少，仅铜钗、铜镜、贝壳各1件。两棺内，都发现有一面铜镜，两件铜镜皆放置于墓主头部附近。”郭永淇介绍。

郭永淇对两面铜镜的大小和重量进行对比后发现，两件铜镜虽均为瑞兽葡萄镜，但差异明显。“一面小巧精致，镜背葡萄藤间有四只瑞兽嬉戏，周围环绕着八串葡萄，显得生动可爱。另一面则更为大气，直径更大，瑞兽间有七串葡萄，外圈还有飞鸟和蜻蜓，边缘装饰着云朵般的小花，显得华丽而精致。综合推测，东棺所葬应为韦万，西棺所葬为其夫人薛氏。”

他分析“墓葬中出土的瑞兽葡萄镜，其时代特征差异明显，恰与韦万夫妇二人卒葬时间相差10年基本吻合。这一细节不仅为研究唐代铜镜制作提供了技术发展和风格变化的线索，也反映了长安地区唐墓在中宗复位初期的显著变化。”

此外，在该墓中发现了圆形银盒，银盒表面錾刻着精美的禽鸟与萱草图案，流云其间，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这种图案结构与凯波长尾鸟萱草纹银盒十分相似，而鱼子纹的衬底装饰工艺，也在韦美美墓（733年）出土的鸳鸯纹圆形与蛤形银盒中得以窥见。这些银盒的流行，见证了8世纪中叶之前唐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与发展。

出土银盒的正面、侧面、背面图

郭永淇提到，除了采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来研究文物本身，还会采用科技手段来分析文物附带的历史信息。比如在银盒内部就有了惊喜发现，“经科技检测分析揭示出，银盒内残留物竟是古代医药、化妆品的遗存。”这些细微的残留物，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向观众展示了韦万夫妇生前的生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