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仲勋同志一同战斗在陕甘边的岁月里

左二:张邦英；右一：习仲勋

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一位老战友。

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反帝、反军阀、反官僚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记得1927年我在陕西西安读中学时，正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开始进入低潮之际，我从党内得知他是三原师范的学生，在与部分同学进行反对本校反动教职员的斗争中，被当局逮捕。随后押解到西安。在关押期间，他立场坚定，不屈不挠，表现了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品质，后经组织亲友营救，取保获释。从那时起，我不仅知道了习仲勋这个名字，而且了解到他是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淡村人，距离我们耀县县城仅二三十里。

1932年秋，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家乡，在中共渭北特委的指示下，同当时在团特委工作的仲勋同志在三原县东关体育场，秘密接了一次头。那时，我党还处于地下活动状况，斗争环境异常险恶。为了不被人注意，我们俩人便站在一架秋千旁边。有说有笑地就当前的工作和需要重视的问题作了短时间的交谈，现在还记忆犹新。从此我们就相识了。从而也了解到他在此以前在甘肃苏雨生的旧军队中也曾做过兵运工作，彼此所在部队之间，因收编的矛盾，还打了一仗。后又与陕西省军委刘林甫同志（已英勇牺牲）一起参加领导了“两当兵变”。这次革命兵变虽然在几天内就失败了，但在当时当地，却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年秋冬之间，为了发展农民运动，扩大革命区域，仲勋同志在渭北特委的指派下，利用乡亲等社会关系，到耀县照金地区做群众工作。与当时曾在这一带行动的陕甘边游击支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取得联系，被委任为一个特务队的政治指导员。在当地的一部分乡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为由陕甘边游击支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有利条件。

1933年春，习仲勋同志先后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政委、照金工农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当地人民群众的翻身斗争。正在根据地需要发展、力量需要壮大时，红二十六军兼红二团政委杜衡思想上形“左”实“右”，不顾敌我斗争形势与刚创建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来之不易和艰难处境，错误的决定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敌人统治最中心的渭华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他和志丹、王世泰等同志都是坚决反对的。但由于杜衡一意孤行，未能予以阻止。使部队南下后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于终南山了。

同年7月，当我们耀县党组织配合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举行耀县起义期间，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以后命名为陕甘边耀县第三支队，我任该支队党代表），进入照金根据地时，我与仲勋同志又相见了。由于这是党和革命的事业使我们走到一处，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我们一起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建党建政，共同奋斗了四、五个春秋。

我们这次相见，正当耀县第三支队和王泰吉所率起义余部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红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相继集结在照金根据地的时候，也正是在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处于被敌特破坏的情况下。当时许多同志对部队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及部队的统一领导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根据那时的斗争形势，集中行动则可集小胜为大胜。分散行动则被敌人各个歼灭。于是，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主持下，在陈家坡召开了有重要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大多数同志主张采取集中行动，并主张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几支部队的行动。仲勋同志是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始终站在大多数同志一边，坚决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行动。为会议做出正确的决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3年10月，在习仲勋同志仍担任陕甘边照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时，陕西之敌乘我主力部队取得旬邑张洪镇等战斗的胜利、北上甘肃合水继续进行外线作战，照金根据地兵力空虚之际，西安绥靖公署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纠集周围各县民团数千人，对我照金根据地进行猖狂围剿，连续向我薜家寨后方发动猛攻。当时，仲勋同志协同特委和游击队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一起奋起抗敌，坚持战斗数日，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退，照金根据地暂时被敌人占领。他在撤退中腿部不幸负伤，仍坚持与部分同志一起退到安全地带。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经短期间土法治疗后，又很快北去找到主力部队。根据同年11月包家寨会议关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决议精神，与已转入这一带的地方工作人员和武装及新派的同志们一同组织、领导群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3、4月间，在我主力部队打击消灭许多敌人、不断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在南梁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同志任主席，进一步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并在中共新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陕甘边南区党政领导机关，扩大与巩固革命根据地。于当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了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同志又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期间，我曾调到南梁陕甘边特委做党的组织工作，政府驻寨子湾，我们又在一起紧张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后的1935年10月间，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和新来的鄂豫陕红二十五军，在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即将胜利之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在红二十五军部分人的支持下，发起所谓“陕北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习仲勋同志也是其中之一，处境非常危险。幸亏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行动，使其得以和许多同志一同释放，从而挽救了这一革命危机。他在蒙冤受迫害当中，受到了许多折磨，但并未因此挫伤革命的斗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更加奋发向上，努力工作。

1936年初，组织上派仲勋等同志到在原陕甘边南区基础上新成立的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这时，我正在该地区做政府方面的工作。他的这一调动，使我们又一起在与东北军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中，奋斗了几个月。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西征。仲勋同志当时被分配在甘肃陇东一个最贫困、常吃苦水的环县任县委书记。9、10月间，中央又调他带几位熟悉关中特区情况的干部，回到关中特区任特委书记。这时，当地许多地方被敌人占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团结当地干部，依靠各县游击队武装及广大群众的力量，坚持对敌斗争，伺机打击敌人。随着西安“双十二事变”的发生、抗日形势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当时，我以新陕甘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职务陪同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兼程去关中特区领导机关和我红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淳耀县，与有关领导共商伺机向南发展事宜。到后，我们常同关中特委住在一处，听取了习仲勋同志几次关于在新情况下遇到的新问题的工作汇报并一起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当前一个期间的行动计划，得到李维汉同志的好评。此后，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彼此又在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中连续工作了好多年。

从我们多年在一起共同战斗和长期工作的实践中，体现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久经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他襟怀坦白、热情诚恳。工作积极主动，富有朝气。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有错即纠，有意见就讲，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党的利益为重，能上能下，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开拓进取，不为困难挫折所动摇。艰苦奋斗，善于团结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为创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仲勋同志这种革命精神和优良思想品德、工作作风，为其以后的发展提高，担任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进一步解放大西北和进行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了光辉的思想基础。现在回忆起他的这段革命斗争历史，感到十分的亲切和有教育意义，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必将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1994年1月

作者：张邦英

来源 |黄土情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