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远平：在南梁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让信仰之光照亮征程——在南梁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习远平

（2021年５月11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母亲齐心，同时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今天莅临南梁精神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陕甘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问候！

陕甘边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每当看见这起伏的高原、坡上的窑洞、纵横的沟壑、美丽的梢林，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心潮澎湃。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这块父辈们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就再也无法忘怀这里的一切。这片黄土高原上，不仅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和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战斗足迹，也深藏着中国革命的红色密码，传颂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漫漫长征路上，曾经多次讨论在哪里落脚的问题。1935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时，对长征的目的地仍未明确，直到翻越岷山，到达哈达铺，毛主席和党中央才最终明确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为什么呢？因为从收集到的一些报纸上，发现陕北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等领导的红军。当时所说的陕北，泛指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其范围包括二十多个县，以后又称陕甘革命根据地或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因为有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才有了可靠的落脚点。

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这块红色的土地又成为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所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给予极高的评价：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 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我父亲和其他许多参与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他们来说，经历再多的艰难困苦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讲话，许多人热泪盈眶。为什么呢？当年参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如刘志丹、谢子长等都已经牺牲，这块根据地实在是来之不易！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左”倾路线又差点葬送这块革命根据地。

今天，我们在这里传承弘扬南梁精神，并指出南梁精神的重要内容是“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

对于我父亲来说，在他身上，最重要的就是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这种精神和品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1928年，我父亲不到15岁，就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经共产党员武廷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陷于低潮，中国共产党员从原来的六万余人锐减到一万多人，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候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虽然他当时那么年轻，但他是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到了光明，认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从入党的那一天起，他的理想和信念就从未动摇过。

大革命失败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有了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后各地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包括陕西的渭华起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我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30年被陕西省委派到杨虎城的部队，从事兵运工作。

1932年4月，领导两当兵变时，我父亲只有19岁。当时他和陕西省委派来领导兵变工作的刘林圃等人，在兵变后迅速将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准备北上将部队拉往照金，与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汇合。当部队在陕西永寿被打散后，有些同志牺牲了，有些同志脱离了革命队伍，但我父亲却历经千辛万苦，不顾国民党的四处通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到了照金，找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鼓励下，我父亲很快又拿起枪杆子继续战斗投入了开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由于敌强我弱，同时也由于渭北地区大都是平原，又过于靠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也使我父亲认识到，在敌人统治势力过于强大的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我父亲又返回照金，投入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参与创建红二十六军的工作。

由上级指派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一贯追随“左”倾路线。为了大权独揽，他一方面将谢子长、吴岱峰等同志排挤出红二十六军，另一方面又撤了刘志丹的职务。后来，在红二团团长王世泰的请求下，才将刘志丹任命为红二团参谋长，让这支组建不久的部队南下渭华作战，最后几乎全军覆没。而敌人趁照金革命根据地兵力空虚，向根据地发动了“围剿”，周冬至等一批共产党员英勇牺牲。此时，杜衡离开照金革命根据地前往西安，遭到逮捕后立即叛变，省委书记袁岳栋也成了叛徒，省委机关受到了严重破坏，照金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父亲与特委书记秦武山一起，主持召开了在西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陈家坡会议”。针对一部分人主张把游击队分散开来行动的提议，我父亲和张秀山、张邦英等坚持红军游击队要集中行动，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确立了不打大仗打小仗、 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值得一提的是，在陕甘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刻，黄埔一期毕业的时为国民党杨虎城部骑兵团长、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部起义，一路突围来到照金革命根据地。虽然部队遭到国民党军袭击大部溃散，但仍有数百人携带许多轻重武器加入了陕甘边红军游击队。

什么叫革命理想高于天？王泰吉率部起义的壮举，就体现了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明明知道根据地危在旦夕，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却毅然率部起义。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炭啊！陈家坡会议作出决定，让王泰吉担任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担任政委 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4年，王泰吉主动要求到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淳化时不幸被捕，蒋介石下令将其杀害，年仅28岁。就义前，王泰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胞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我父亲一直十分怀念这位共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亲密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指示为他在西安革命公园内，修建了纪念塔和纪念亭，并撰文深切缅怀这位革命战友。

从照金到南梁，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镌刻着无数烈士的名字，也矗立着许多无言的丰碑。当刘志丹与王世泰九死一生返回照金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擦干身上的血迹，再拉起队伍继续战斗。当我父亲身负重伤重返队伍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头再来！

理想与信仰之光，始终是那一代人心中的指路明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陕甘边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志丹和我父亲为了寻找党中央，想尽各种办法，曾多次派人带足路费，去上海等地寻找党中央，但都无功而返。即使遭遇错误肃反被逮捕关押，他们也仍然对党忠心耿耿，毫无怨言。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志丹和我父亲等一批遭到关押的陕甘边干部，被中央解救出来，重新分配了工作，但许多同志的职务都低了很多。东征前夕，刘志丹特意要我父亲转告陕甘边那些遭受了冤屈的同志们：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不管分配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去干好。这充分体现了顾全大局的宽大胸怀。

从照金到南梁并不遥远。但对于当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来说，却是一条充满了斗争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的伟大道路。虽然远离党中央，甚至一度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走井冈山道路， 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不动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实际上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在战略战术上，他们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使他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从而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根据地更加稳固。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沟壑纵横、梢林遍布，虽然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这里的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父亲他们总是先开展群众工作， 一村一村地做调查，一家一户地做工作，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在确定中心区域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 把革命力量的聚集和扩大统一起来。

我父亲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曾经指出：

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和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 他们都为革命做出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土匪成分，后来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和我父亲的多方—面工作，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许多战功。

我父亲还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突出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有益贡献。

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都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先烈们 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刘志丹是中央军委审定的中共36位军事家之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支刘志丹用过的手枪，枪把上就刻着 “抗日救国”四个醒目的大字。

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率领陕甘红军投身抗日的战场啊！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红军的巨大损失，也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今天，我们在这里研讨南梁精神，总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而对我父亲来说，南梁精神就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褒扬“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1938年王明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号施令，严重干扰和影响了洛川会议以来形成的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而我父亲他们这些陕甘边的同志们，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边，在抗战大局中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一条，一切听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使关中革命根据地成为模范革命根据地，成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南大门。

初夏时节的南梁，生机盎然，梢林美丽，每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人民群众也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终于摆脱贫困，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正是我父亲他们当年为之献身、为之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如果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无论是在为党中央把守陕甘宁边区的南北大门，还是后来转战陕北保卫延安，协同彭德怀、贺龙指挥西北解放战争；无论是在经略大西北，还是后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我父亲始终坚持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心中时刻想着人民。

我父亲一生坚持真理，和彭德怀一样坚持讲真话，为人民鼓与呼。1961年４月到８月间，按照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我父亲来到三年困难时期搞浮夸风的重灾区——河南长葛县进行调查研究。他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那里进行了一次长达四个多月的调查。在135天的时间里，他走基层下村庄，在田边地头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调查组先后向党中央写了11份反映长葛现状的报告。毛主席对这些报告十分看重，指示向全党转发。这个报告对于党中央下决心纠正浮夸风、取消大食堂、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起了重要作用。60多年过去了，那里的群众至今还在传颂着我父亲留下的许多感人故事。

1978年春天，经历了16年挫折与磨难，刚一复出主政广东，我父亲就向中央建言，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大胆提出创建深圳经济特区的设想。对于他来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伟大初心从未改变。

1949年10月１日开国大典，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我父亲却没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时，他正与彭德怀一起，指挥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尚未解放的区域进军，直至把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插上了巍巍喀喇昆仑。

半个世纪以后，我父亲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广场上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群众，留下了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充分体现了他一生矢志不渝的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初心。正因为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无论父亲走到哪里，他都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毛主席说我父亲“是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是对他一生最中肯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的时刻，我们在这里研讨南梁精神，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就是为了牢记初心，不忘使命，让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继续照亮我们的征程！

谢谢大家！

文章自：甘肃融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