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屈的革命英烈 坚定信仰 顽强斗争——记高录顺烈士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铜川文史研究者我被铜川籍革命先烈坚定信仰、宁死不屈、扎根群众的精神鼓舞着，烈士高录顺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之一，他的革命事迹激动着我的心，从此开始收集整理他的革命生涯和英雄事迹。

在市区政协、党史办、陈炉镇党委政府、那坡村党支部村委会等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完成了采访任务，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高录顺烈士坚守革命信念，一心一意顽强奋斗、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革命生涯和英雄事迹。

一、背弃家庭，投身革命

高录顺，字（雨亭）名云汉，（1907－1935）1907年生于陕西省同官县（今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那坡村，家有良田百亩，是一家富裕人家。

高录顺上有父母，下有三个妹妹，他在自家是老大，在家族中排行老六。家族本希望他读完大学，有了知识，回家执掌高家经营大权，以便振兴家业，光宗耀祖。但他却放着富裕日子不过，在校接触了马列主义，背弃家业，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展现了新的面貌。1926年，高录顺和张邦英他们俩先后考入西安民立中学。1927年。他们在西安民立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邦英后来还担任了学校中共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的地下工作和对敌斗争。

在校期间，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面对风云突变、波涛汹涌的革命形势和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对共产人的残酷镇压，在这种环境下，高录顺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散发传单。晚上，高录顺居住在位于西安市东县门，大名高慧芳，小名“丑娃”的堂妹家，堂妹家妹夫寇乾生是西安关中旅社的少东家，其父寇湘阳国民党元老，民国初年在陕西军、政、学界有影响，曾任陕西省参议员、国大代表，寇乾生当时开了个工商晚报社。寇家父子同情革命，高录顺就以他家做掩护，经常晚上就和张邦英等共产党员通宵开会。寇家父子知道他们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每天让伙计伺候着他们，给他们放哨、跑腿，一早上伙计从他们开会的房间打扫出一大堆的纸烟头。

自那时起，高录顺建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了报答妹妹、妹夫对他革命工作的支持，他当时给妹妹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就给你家插面红旗。

高录顺与张邦英在中学时代是同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张邦英老人对赴京看望他的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回忆说，当时，他们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有一次，碰上了国民党警察巡逻，他们急忙把标语塞进怀里，警察问他们干啥呢？他们说民立中学的学生，晚上逛呢。警察说，这么晚了，逛啥，还不赶快回去。他们赶快跑掉了。

1930年，高录顺考入了苏州体育专科学校。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中原大战时期，他积极做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3次组织苏州学生赴南京请愿，是4位向蒋介石面陈的请愿学生代表之一。

二、坚定信仰，不屈不挠

据革命前辈，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正部级）的张邦英老人接见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时回忆，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高录顺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电话，让他赶快撤离，他赤着脚从驻地跑了出来，炮弹从楼顶落下，房子炸毁了，把父亲送给他的豹皮褥子都没有来得及拿走。但由于共产党地下联络点暴露，从此他和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他到上海周边的农民家帮人种地谋生，继续寻找党组织，农民看他是个书生，下不了苦，北方人干不了南方的农活，不肯雇佣。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后，高录顺辗转从苏州回到西安，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4年夏，他被组织调往陕甘边区，任陕甘边苏维埃保卫队经济员兼做政治工作，与刘志丹、习仲勋、张仲良、张邦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改革开放后，张邦英老人和到北京看望他的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开玩笑说：“你爷爷当年在南京组织学生请愿时，借了于右任先生五十块大洋到现在还没有还哩！”

三、坚持斗争 宁死不屈

1934年秋，高录顺随所在部队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驻扎在甘肃的三十五师冶成章旅所部包围在直罗镇黑水寺的一个寨子里。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不幸被俘，被羁押在甘肃省正宁县山河镇的监狱里。

高玉龙第一次见张邦英老人时，他回忆起高录顺被捕的过程时不无遗憾地说：“他咋那么笨，大家都跑到山里去，他咋能跑到寨子里去，真是个书生。”

在狱中，他坚强不屈，不被敌人的威逼利诱所迷惑，没有向敌人提供任何红军部队的信息。相反，他还在做敌兵战士的策反工作，打通了通信渠道，向组织书信汇报，配合组织的营救战友工作。

党组织接到高录顺的书信，得知他们被关押的情况后，立即委派卫一吾同志（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领导）通过关系进行营救工作。卫一吾在解放后亲笔写给高录顺的女儿高兰英的亲笔信中写到重要的两点证据和一点关心和安慰，

据卫一吾回忆，“双十二事变”前，红军进驻甘肃庆阳时，住在庆阳南大街复兴李家里，因天雨无法出外工作，卫一吾和张文华，（曾任陕甘边区政府秘书长）聊天时，说到了解救四位被抓的同志尹玉有、惠月风、徐德才、杨计娃子出狱的情况。卫一吾写到：“你父亲高录顺他是在黑水寺附近的一个地方被国民党三十五师军队俘虏了，他是三十五师冶成章旅长把他羁押在正宁县的，我营救时，因为你父亲是冶旅长羁押的要犯，我到他旅部去，一位朋友向我说：‘你把你们团部羁押下的人要出去，再的人是冶司令羁押的，你不要管了。’因此，我就无法插手。我将尹玉有、惠月风他们四人要出后，尹玉有、惠月风二人向我提出‘大卫，你想办法把云汉同志也要出来。’我就向他二人把你父亲被羁押的情况说了一遍，并说，我紧着想办法营救他。因为军队马上要换防，我通过红帮的关系和尹玉有、惠月风到班房子将你父亲看了一次，又通过红帮上的那位朋友给你父亲留下了一块钱（大洋），第三天队伍就出发了......”

听到这里，张文华惊讶地说：“这才是你！”他又接着说：“云汉同志已给组织上来过信，说：他已和部队上一位朋友取上了联系，看他的问题现在不要紧了......从此，我才知道你父亲他给组织上去过信。”这段话说明高录顺在狱中没有停止斗争，书信能传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卫一吾在信中特别提到“希望你告诉你的爱人寇效信同志你母亲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为了她的延年益寿，你们对他还要多加安慰！多加相劝，不要让她过于伤悲。要知道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高录顺这位爱妻一心怀念年轻英俊、坚强不屈的丈夫，终生未再婚，守寡50多年，在西安女儿高兰英家里安度余生，直至养老送终。

之后，组织经几次派人做工作，知道他的身份暴露，感觉出面营救无望，决定派出联络员，请家属出面营救。联络员牵着牛，披着鞍子，将信藏在牛鞍子里，带着高录顺的亲笔信找到了同官县陈炉镇那坡村高录顺的家。来人递上书信，言说是高录顺的同事，高录顺被抓，请求家人设法营救。开门迎客的正是高家掌柜的高奉魁，是高录顺的五伯。他被同官县及陈炉镇的军警整天到家要人、抓人，整的晕头转向，高录顺在西安参加共产党，在南京闹学潮，在上海搞党的地下斗争，在陕甘边区当红军干部，国民党同官县党部、同官县政府都知道，曾多次派军警、民团来陈炉那坡村的家里抓捕他，搞得家庭不得安宁。他的七弟就因为掩护高录顺被国民党的军官在胯部打了一枪托，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老五见来人又是因侄子惹的事，当时又分不清真假，为了保全高家一大家子人的生命安全，他一气之下，将信撕的粉碎，并说，家里已与老六侄子断绝关系，不要再来烦家里人了。

几句话将来人赶跑了。静下心来，他拾起信件对在一起细看，确实是侄子的亲笔信。即想再找来人，没了踪影。

高录顺身份暴露，在狱中，敌人在他口中得不到任何消息，相反，他还积极组织遇难同志的营救工作。一是通过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与上级组织取得信件联系后，积极策反与他接近的国民党士兵，二是配合地下党组织的营救工作。策反工作因种种原因困难太大，没有成功。

1935年春夏之交，高录顺同志被国民党枪杀于甘肃省正宁县山河镇，牺牲时年仅28岁。

四、继承遗志 开拓未来

解放后的1950年，高录顺的父亲，高福魁老人，听说高录顺的战友张邦英当了陕西省政府副主席，就到西安找到了张邦英，打听儿子高录顺的下落。张邦英热情地接待了高福魁老人，说了一段善意的谎言：“高录顺随部队南下了，南方解放了，就回来了。你老人家安心回去吧”。随之，给了些路费，又给铜川县委、县政府写了一封信，让其父带给铜川县政府，信的原文（铜川县委，高录顺同志是名共产党员，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贡献，于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被敌人枪杀，.应按烈士对待。张邦英）其父亲回到铜川，去了县政府，才知道了儿子壮烈牺牲的消息，闻讯后，一家人哭的死去活来，不可自已。政府多方面做工作安慰家属，发给了“革命烈属”光荣牌和适量的抚恤金。

1964年4月3日，铜川市民政局以（64）民优字第042号文件“关于下达张有华等十户定期定量补助的通知”补助高录顺烈士家属高福魁（文件中误写为高奉魁）每月定期补助4元。由1964年元月起执行。

期间，高录顺家属多次接到来自在西安、北京任职的张邦英同志寄来的信、零花钱和粮票。

2001年3月份，高玉龙到北京出差，在北京什锦花园胡同张邦英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张老。当时张老已经91岁高龄，因听力障碍，戴着助听器，靠来人写字与他交流；但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高玉龙拿出了他爷爷高录顺年轻时与习仲勋、张邦英等同乡同学的合影照，他看后，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说了两句：“这是高录顺么，你是高录顺的啥人？”高玉龙说：“我是高录顺的孙子。”张老陷入沉思。过了一会，他说：“高录顺是一个好党员，我的好战友，他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3年二月，由高录顺女婿寇效信等人持铜川市革命委员会民政局介绍信去了正宁县寻找遗骨。但未能找到。于二00七年八月，高录顺的儿子高正岐等亲属二次到甘肃省正宁县山河镇寻找烈士遗骨，因当时恓牲了九位红军烈士，根本分不清是谁了？就在掩埋烈士的墓前抱回了一包黄土，埋在了烈士老家的墓地里。以示烈士魂归故里。

2003年，高玉龙到北京去看望张邦英老人。张老对高玉龙说：“录顺是个好同志，他为革命牺牲了，你回去给他立个碑，自己办，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我给他写碑文，作为纪念。”按照张老的嘱咐，2010年清明节，在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和印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录顺的子孙后代为高录顺烈士在那坡村老家立了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张邦英老人2008年9月亲手撰写的“高录顺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

2010年4月2日，“高录顺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那坡村举行，中共铜川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委史志办、印台区委、印台区委史志办、印台区关工委等部门的负责人等出席。学校学生和村民以及亲戚共二百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铜川日报》于4月5日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2017年11月27日，《铜川日报》报导；陈炉镇那坡村举行了高录顺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

这些年，根据廉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每逢节假日，都有少年儿童或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村民、群众，或组织或自发的到高录顺烈士墓前举行悼念、学习活动。

高录顺烈士永垂不朽！（李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