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四圣之召公奭》

司马迁《史记》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当属于姬姓的一个重要支族，亦说明召公奭并非后来人所言的文王庶子，或是周武王、周公旦之宗室堂兄才对。比西汉《史记》更早的典籍《左传》中所载的文王嫡、庶子中均无召公奭，无独有偶，比《左传》更早的《尚书》中收录有周公旦写给召公的《君奭》篇中，周公旦自称小子，而称召公为君非兄。还有比《尚书》更早的殷商甲骨文中记载山西境内有个“召方”似与周同宗，均可辅为佐证。

召公之召发音读shao不读zhao是为了忌晋太祖司马昭之昭音讳，始做分化。《盐铁论·授时》载“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不妨农业之误时也。”孰不知甘棠文化内涵始起于《诗经·棠棣》，白者为棠，赤者为杜，因其数朵簇生于一枝，故甘棠始指召伯与武王发、周公旦间同气连枝的堂兄弟情谊才对！《韩诗外传》载：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召公之治西方，其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颂之，作《甘棠》之诗。”自此以后，甘棠才成了廉政文化的载体。什么是廉政？廉者簾也，最早是指用来间隔朝堂与宾席之间的幕帘，因布有横平竖直的格子使得席间宾客能够透视，得以看清堂上之事，此所谓廉政。《诗经·甘棠》中所记载的这棵“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经过百姓精心呵护，代代相传，生于岐山西南刘家塬召亭村，据传三千年后直到清末，岐山也曾存有慈禧太后手书、光绪癸卯御赐之“甘棠遗爱”御匾。时值光绪帝身边的带刀侍卫乃邓颖超之父邓廷忠亦翻阅过《水经注·渭水》，记载雍水东径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也。但令他困惑的是为什么书中记吕尚明明垂钓于渭水之阳之右之北而磻溪太公庙却建在了渭水之阴之左之南？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岐山人武敬亭等人向因逃避英法联军侵略而暂住西安一年又五个月的慈禧太后申请，拨得专款，在刘家塬动土复建召公祠时，天地巧合，竟发掘出土了一柄棕红色太保玉戈，该玉戈初由陕西巡抚端方所有，并著录于《陶斋古玉图》，1919年流失国外，现藏身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太保玉戈铭文字数之多，形制之巨大，为商周玉器中所仅见者，只此玉戈的原拓都属国家三级文物。太保玉戈长67.4厘米，援部后端刻有铭文：“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太保青（省）南或（国），帅汉，帖（出）宦（殷）南，令（命）附（淄）侯辟，用霍走百人。”两行这27字，大意是讲召公奉文王之命沿汉水南巡诸侯国，教化布施，日辟百里，江汉间莫不从化。周之南国，指分布在汉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南方众方国。召公通过此次巡行扩大了周在南国的影响，加强了友好合作关系，为周伐商奠定了基础，多年后当武王发起灭商大战时，前来牧野参战的就有来自南国的庸、蜀、羌、拳、微、卢、彭、濮八个部族的武装部队。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牧之野流血漂杵，一战而克天下，乃入朝歌际，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登基。《淮南子·缪称训》曰：“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驰狱出拘，使百姓罪人皆得返业修职。”

岐山周公庙内召公殿创建于宋代，传说垂脊兽砖雕獬豸看到有人循私舞弊，便用头上的独角项撞说谎话的一方，尧帝的大法官皋陶的座骑即是它，古代法官戴的帽子也叫獬冠，或于斯以此来伸正彰召。然周初召公任太保兼司徒却非司寇，武王的司寇唤做苏忿生，有苏妲己之弟一说，成王时的司寇为武王九弟康叔，时召公则主要“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指太保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劝谏天子的过失，并用道义教育王室子弟即国子。召公殿东边原有仿清代岐山县令李文翰绘制的“召伯甘棠图”碑，碑文如下：《诗·周南·召南谱》曰：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史记索隐》曰：“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邑於召，故曰召公。”《水经注》：“雍水由东迳召亭，世谓之树亭、川亭，故召公采邑也。”岐阳即周都，邑志：“召亭去城八里，土人谓至今有召伯甘棠树。”余疑或出后人傅会然，恒思一访之。乙巳上巳后一日，春阴云淡，昼永庭闲，偕幕中诸友策马出西郊，行八里许，至一村，即召亭也。北向进而西迤，有衖宽计二弓，深约半箭，四周环以墙，中唯一树，正及花时，腰围七尺，高约六丈余，老干横斜，着花繁茂，瓣五出，如梅白而小，如雪之糁树，而枝叶尽为所掩。里人并能名之，谓即诗所咏召伯蔽芾之甘棠也。夫由周以来，积三千余载，虽金石之物莫不剥烂，而一树犹无恙，然耶？否耶？然召亭固即召公旧治，其树亦特异，非凡木可比，且《水经》即有树亭之称，或即指此树而言，未可知矣。惜穷乡僻壤，考古者未一经历，遂寂寂徒称于农夫野老也，岂召公之迹积久而始显其奇耶？抑必有神物扶植而呵护之者，未可以寻常人事疑也，召公之明德远矣，爰绘此图以志景仰。时道光二十五年清和下浣。该碑额上方刻有“云房”二字，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汉钟离所书，但这里的“云房”竟不是汉钟离的道号，汉钟离号曰云房子，此“云房”应该是对一些道家隐者居所的通称，类似于佛家师父居住的地方叫禅房一般。明嘉靖丁亥年过元圣庙润德泉记碑刻中记载周公庙曾确是有“云房”雅舍的。传该处神仙笔迹乃金人移刺松龄临摹，惜周公庙明与清八景失传者多矣。“诗歌甘棠美召伯，天遣江山助牧之”（于右任)民国二十五年召亭甘棠树被大风刮倒，时任岐山县长田惟均为其题写“甘棠重荫”碑今尚在，期冀树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也在呼唤一种勤政廉洁的官方文化精神代代不熄，泽被后世。现在正、献殿之间的两棵甘棠树为后来所新植，围长近米，琼芳满庭，看来道德的价值不在于已做了多少，而在于还应该做多少。

西周建立后，有西方旅国向武王进献了一只大獒犬，武王甚爱，惜之不己，召公担心武王蹈商纣帝辛好逸亡国的覆辙，于是作了千古名篇《尚书·旅獒》训告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宝远物，则远人格（至）；所宝惟贤，则迩（近）人安。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字字玑珠直面劝谏武王“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只有不希罕远方珍物，才能取得四方信任，对国君而言，唯一的宝贝只是贤才，依靠他们来安国护民。清高宗乾隆皇帝非常喜欢“所宝惟贤”四字，把它刻制成常用之宝玺落款时有。召公与周公、太公在武王初同列三公，此太保、太师、太傅如三足鼎立，共同撑起了周朝盛世的“青铜宝鼎”。召公曾治河南陕县以西，即指今天陕西域名的形成。三门峡召公甘棠苑虽位中原界，堪比苏州园林。据《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蓟国国都遗址在今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附近，当时尽管武王伐纣只打击了殷商的核心势力对所属诸侯国未做大的洗牌，当时的北京尚未在周控制范围内，但黄帝后裔也是得到山戎，鬼方，北狄等部落源同认可的，而召公之封国则不然，那么最早召公受封之燕国有可能是在河南漯河市偃城区召陵，青铜器铭文中偃与燕同。《逸周书·度邑》记载武王病逝际面对周初复杂的形势，确有“你我兄弟相后”效法殷商兄终弟及欲传位于周公旦的设想，周公可能摄行朝政令三哥管叔鲜、五弟蔡叔度、八弟霍叔处此三监国甚为不满，被迫居东，三年研易之爻，作诗《鸱鸮》，后因风雷激荡，拔树偃秋稼，金縢藏册现世等原因被成王召回，不料三监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录父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发动了武装叛乱。相传武庚为帝辛与妲己之子。召公开始也对周公摄政存有谋位疑心，但在周公作《君奭》诚恳表白了自己摄政用心“我之弗辟，我无以告先王”进而言道“商汤时有伊尹功德感通了上天；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人，以德感通了上帝；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在武丁时，就有像甘般那样的人，这些大臣都有辅佐君王主持施政的功业，殷商朝方得到了治理和安定。”后，召公疑虑逐渐消除，从维护大局出发，坚决支持并配合周公调集军队东征平叛，救国于危难。当周公三年破斧，诛管囚蔡流霍，而武庚带领殷商贵族仓皇北逃时，召公旋即率军前去征讨，与成王合力剿灭了武庚录子圣，由此或可说明周公摄政时成王并非年幼只是能力欠缺。山东梁山出土的青铜器大保簋以及周原出土禽簋均有铭文可证此“王伐禄子圣”之史实。并召公一起彻底击败了盘踞在山东等地的淮夷反叛势力，均为巩固再生的西周政权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公摄政后又派召公相风水宅，营建洛邑，终成周之大业。其间召公率领众诸侯朝见成王，分析当时的形势，真诚告诫夏朝和商朝灭亡的历史，明确指出天命无常，勉励成王执政后要敬德保民，发扬光大文王、武王开创的基业，这就是届时有名的《召诰》，诰词中召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公也曾邀请成王及众官员来到自己的封属邑暨以前周公旦的采邑地卷阿赛诗，作《诗经·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劝谏成王要像卷阿今周公庙三面环山的地势一样常曲圣体，虚怀若谷，只有这样才能招致像熏风一样多的贤才继往开来以辅佐国政。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作《尚书·顾命》诏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太保命令仲桓和南宫毛跟从齐侯吕，二人分别拿着干戈，率一百名虎贲，在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召公率诸侯奉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勤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时有一个作册大鼎，内有铭文39字，大臣作册大受赏铸鼎，称召公为“大扬皇天尹（最大的尹）”“皇天尹太保”这种称谓，即是翻遍史书亦不多见。召公在周代的辅臣中年寿最高，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世，因此也称“召康公”，国家当时四十年不用刑具“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是因为周召公等教化有方的结果，成康之治是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水岭。

缘早年平定三监叛乱时召公追击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于北境比较熟悉故，后迁封召公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创建燕国。如此说来当时的岐山、关中方言应不失有国语的地位即孔子说的“雅言”。燕国地属时远离周王朝核心区域，其文化与商之戎狄交融汇通，亦是迫于外来压力共同应对的需要，相互渗透中更有利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进化发展，海纳百川中反映着周文化的包容同化、天下共建的政治理念。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大墓就是召公长子燕侯克之冢，里面的太保盂、太保盉等青铜器铭文对这段历史均能从考古学上得以实证。除过长子以外召康公余三子分别是次子宪（继承了第二代召公爵位）、伯稣亦在朝中为官，还有继承第二代燕侯的小儿子旨。但是这里说的周公、召公与公元前841年西周末“周召共和”时期的周公、召公非为一回事，那时的召穆公虎当是这个召公奭的后代孙子辈，周公指周定公，“共和”实指卫国武公共伯和代政，须把这个分清楚。

作者简介：王鹏13891791226，男，1977年生，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景区首席讲解，岐山周文化研究会首届副会长；陕西省周易研究会首批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收藏协会会员；世界至德总会顾问。曾在《华夏文化》、《中华当代美德诗选》、《世界首届周易高峰论坛文集》、《江南风》、《甘肃当代社会科学》、《中国报道》、《网易》、《华人头条》、《今日头条》等省级以上刊物、网络平台发表论、诗文三十余篇(首)，曾被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秦岭探访》；陕西电视台《开坛》、《西府名俗之饮食文化篇》、无锡电视台《泰伯》、珠海电视台《解梦周公》等栏目邀访。近年来研讲西周文化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周铁农、李铁映，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娄勤俭等学者型领导的好评，著有《周公庙讲解与凤凰山行吟》、《周公庙与西周文明》、合著《中华文明的根》等。（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