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哲‖长篇纪实连载（9）|初中|高中|中学|贾村|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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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吴万哲‖长篇纪实连载（9）《乡魂——贾村教育40年纪事》《第8章民办教师，特殊年代的特殊职业》）

【敬告读者】

2020年春，我受贾村镇邀请，撰写有关“贾村教育40年”的纪实书稿，历时两年，采访数百人，几易其稿，完成后打印数册，征求有关意见。因故一直未能印行。最近将书稿在网上连载，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听取贾村各界人士意见，更进一步修改完善。

原是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没想却引起强烈反响，众多朋友留言、发微信、打电话，畅谈读感，指正错误，提供新的素材和采访线索，并对表现手法等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一时间几乎出现了“说《乡魂》、议《乡魂》”热。在此表示最最真挚的感谢！这里再将有关情况向朋友们简要说明。

一、这是以教育为线索，串联贾村各界优秀人物的一本小书，涉及有名有姓、有姓没名、没名没姓的人物多达三四百人。策划者当初设想，尽可能囊括贾村所有杰出人物，但因采访困难，资料严重不足，配合问题，这一初衷很难实现，只能挂一漏万。在写作中，也可能出现张冠李戴，写不到、写错了的地方一定，万望朋友们海涵。

二、为使朋友们了解全书概貌，现将目录提前刊发（附文后），希望朋友们对照章节目录，提供更多相关资料，推荐更多人物及他们的事迹，在刊发前进行充实，尽量减少遗珠之憾。

三、许多朋友指出，有的地方的事写多了，有的地方的事写少了；有的人写多了，有的人写少了，有的人很有名，为什么没有写到？我是否“厚此薄彼”了，等等。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绝对没有，只是“巧妇难做没米的饭”。在我看来，贾村塬的朋友每个人都是名人，每个人都是杰出人物，每个人都能写一本大书，可凭我一人之力，要了解五六万人、数十年间的事，根本做不到。因此，了解的素材多，就写得多些，了解的素材少，就写得少了，万望朋友们理解。

四、许多散居全国各地的贾村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热切期望更多的朋友们帮忙大力转发，大力传播，扩大联系，尽可能收录更多的朋友。另外，大家提出的每条建议、意见我都会认真对待，积极采纳。大家的支持是我做好这件事的无穷动力。再次衷心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

第8章民办教师，特殊年代的特殊职业

叙写贾村教育师资队伍，其实还有一类不该遗忘的人群，这就是“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经是个消失了的陌生词儿。他是诞生在“特殊年代”里的一种“特殊职业”。说是“教书育人的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却和农民无异，吃住在自己家里（也有住在学校的），清晨起来，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发令，指派你到村子“古庙”或“祠堂”改建的村小去“哄孩子”（教书），下午一放学，村干部又吆三喝四，派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再回学校加班备课，批改作业。星期天、节假日和寒暑假，全天候劳动，还往往被村干部们派干最重、最脏、最累的活，扛麦装子，打土坯，揭地，送肥。因为在他们看来，你在学校“把劲攒下了”，现在该“好好出出力了”。包产到户后，他们往往早晨、中午在学校站讲台教书，下午两三点一放学，啃几口冷馍，赶紧与老婆孩子一起去作务自己的“责任田”……

我曾做过8年民办教师，尔后考入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才改变了个人身份。但想要给民办教师下个定义，却感觉困难。查阅资料时，无意在《教育大辞典》找到“民办教师”的词条，它的解释是：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农村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

其实，这个说法极不准确，一是“补充”说。据笔者了解，当时的实际是，民办教师在农村小学不是“补充”，而是“主力军”。我在《陈仓区教育志》看到，贾村镇马冢小学1986—1989年共有教师24人，其中公办仅有8人，而民办却多达11人，还有代理教师5人（代理民办的民办教师），也就是说“民办+代理民办”的民办教师，整整占到总教师人数的2/3。其他学校大致也是这样。笔者当年在一所完全小学任教，全校7名教师，却仅2名公办，5名民办。

二是“绝大部分集中在小学”说，也很不符合实际。据贾村镇的朋友说，当年小学民办教师多，初中也不少，就是贾村社中里面，教高中课程的，也大多是民办教师。我最早在一所七年制学校任教，一直带的初中语文，记得带数学课的，也是民办。有人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民办教师大多在学校里背大头，应该是主力军。

民办教师这一概念大约萌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盛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八九十年代。

1968年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教育组长侯振民和成员王庆余给《人民日报》写信，提出为“减轻国家负担”，“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等建议。11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来信，史称“侯王建议”。不久，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此后，农村小学便由政府办学改为群众办学，教师也成为“民办教师”了。“公改民”许多地方没有落实，但此后国家果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而学生却在大量增加，为满足教学需要，于是“民办教师”大量兴起。据统计，到1977年，全国中小学民办教师人数多达491万人。当时，全国总共有多少中小学教师，我没有查到这个数字，但从一份资料看到，1985年全国有各级各类专任教师931.9万人。请注意这个数字，其中包括了几百万的各类大学、中专中技教师的。从这一数字可知，在当时，民办教师绝对是中小学教育的主力军。

贾村镇当时有多少民办教师，我走访了许多老专干、老教育工作者，都没能回忆起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民办比公办多得多，好好有五六百人”。

民办教师的普遍特点是：待遇低，任务重，受气大。

民办教师的待遇一般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前大多实行工分制，与生产队社员同等对待，按月或按年评定劳动日，和农民一样按照劳动日分粮、分钱、分油。70年代，国家象征性发一点补助，每月大约5至9元。进入80年代，待遇有所增加。中学民办教师国家每年补贴210元，小学17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取暖费、降温费等。1983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民办教师报酬仍由“民筹”和“国家补贴”两部分组成。“民筹”部分因地区而异。宝鸡县（陈仓区）教育局规定：川塬地区每人每月不能少于30元。山区乡镇不能低于25元。在实际执行中最高60元，最低20元。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据1989年统计，民办教师收入民筹部分加国家补贴，一般每月在70—100元之间，而这个时候的公办教师，每月工资大约为200——300元，民办教师酬劳仅占公办教师的1/2或1/3。

任务重。民办教师，犹如当时的“合同工”，民办代理教师就是“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本质还是个农民，重活、累活、苦活便非你莫属。民办教师也一样，在学校大多带主课，当班主任，背重头，是教学一线的主力军。许多地方派些公办当领导，干活的全是民办。我当年所在学校就这样，两名公办教师，一个任校长，一个任教导主任，带点辅课，带主课、当班主任的全是民办。据一些老教育专干介绍，贾村镇当时情况还算好些，民办教师干得好，一样可以当校长、教导主任。还有，“民办”渴望“转正”，代理“渴望”转为“正式民办”，就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撅起屁股好好干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其实这些对民办教师倒也没什么，最让人难堪的，民办教师受气大，而且要受多重气。

民办教师身份尴尬。受学校、生产队“双重管理”，其中往往要受夹板气。在学校领导眼里，你是一名教师，是教师就要按学校规章制度管理，不能迟到，不能早退，要穿戴整齐，为人师表，要一心一意教好书。可在生产队长眼里，你就是个“社员”，当“喂牲口”“放牛”“看山林”一样的工种看。他们有时随时要叫你参与村上的工作，民办教师则哪头也不敢得罪。有的地方星期天、寒暑假要给民办教师派活，而学校有时还要加班、值班。两头管理，两头受气。社员说你“哄娃娃的”，干的轻省活。年终分红，大多不按上级规定分配，分起粮食来，大多是次等。在本村分红还好些，如果在外村，情况就更糟。

要受家族成员的气。回到家里，又成了父母、妻子或丈夫的出气筒、垃圾包。包产到户后，民办教师自然也分到了责任田，他们既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可他们分身乏术，有时麦穗子在地里焦着要收了，时令错过要种地了，庄稼快旱死该浇水了，学校却要开会，要学习，要考试，家属承担不了，一肚子气便撒在民教的身上。父母常对他们说：“使唤你力，不见你下地；使唤你钱，挣不到钱。”还有另一半，不时跑到学校闹，要他们放弃当教师，回家一块下地干活。

还要受学生的气。民办教师说是教师，但显然低人一等。孩子们也心知肚明，公办教师是干部，说话自然爱听，可民办教师是“农民”，由于穷，许多人穿着破烂不堪，学生自然看不起，导致老师说的话也不大听。课堂上，故意捣乱，低年级还好些，有些高年级学生还不时顶撞、打骂老师。民办教师又多是本村的，与学生都沾亲带故，有人辈份还低，还是学生的“儿子”“孙子”。教学成绩上不去，学校拿你是问，管理过严，父母跑到学校、家里和你闹事。每遇这些事，学校领导还会批评你“教育方法不当”，不会管理学生。

但是，不管怎样，在那个时代，贾村塬的民办教师们的确是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工作认真、敬业，在遭受生活、身心双重压力、磨难情况下，个个勤勤恳恳，人人兢兢业业，在三尺讲坛辛苦耕耘，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教学成果。不少人成为学科带头人，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贾村九年制学校有闻名的三个老民办教师——“三生”，张宽生、张贵生、黄平生，就是民办教师中的佼佼者。

他们都是贾村村人，“文革”前的老牌高中生，知识渊博，文化课基础扎实，又爱学习，勤钻研，虽然每月仅只6元钱的生活补助，礼拜天、节假日、寒暑假还要回村上参加劳动，但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书教得一个比一个好，在学生、教职员工和社会上留下了良好的影响。

张宽生，一直带初、高中数理化，后来还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不光书教得好，管理才能也卓越，各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还乐善好施，经常对全镇中小学教师进行辅导培训，教授中学数理化。他对各类知识融会贯通，讲起课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使许多低学历教师受益。至今说起来，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赞不绝口。相传，一次宝鸡县教育局举行全区教师数学观摩课，他讲“韦达定理”的10个应用范围，不拿教材，不拿教案，手拿一支粉笔，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赢得县教育局领导和全体听课教师高度评价。他1982年考上了凤师，担任班长兼学生党支部书记。因他年龄比较大，凤师校长给他起外号“老班长”，全校皆知。凤师毕业后先当教师，后当教育专干几十年。

张贵生，多年担任初、高中语文教师。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经常主动为低学历教师培训辅导。他讲古文《曹刿论战》，板书漂亮，朗读声情并茂，那种忘我、投入、激情澎湃劲，令许多当年听过他讲课的人至今还津津乐道。高考制度改革后，他第一年即考入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学院），毕业后留校，后又招考进宝鸡市环保局工作，任科长、调研员。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

黄平生，教授初、高中语文，也教英语，字写得非常好。那时考试题、辅导教材全靠刻蜡板，他便全部负担这项工作。后来参加了陕西教育学院函授学习，拿到大学本科文凭。当时农村孩子大都不爱学英语，可他却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教学方法得当，工作认真负责，令许多学生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取得良好成绩。黄平生后来转正，长期担任小塬初中、贾村初中校长，工作扎实，为人师表，广受各方好评。

自从改革开放后，国家也意识到大量民办教师的存在，不利于基础教育的发展。1979年10月，国家首次将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此后，各级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整顿教师队伍、中师招收民办教师、选拔考试“民转公”等形式，使民办教师占比逐渐下降。1991年，对1981年前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进行了清理整顿，对符合条件的发给任用证。对1981年以后聘用的，称“代课教师”。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提出“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1996年开始，按照以上方针政策，采取清退代课教师、中师招收民办教师、考试、考核“民转公”等形式，至2000年末，使“民办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群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2000年后不再有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的历史，与共和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一样，充满了斑斑辛酸。各级政府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也是煞费苦心，殚尽竭虑。

贾村教育界的朋友告诉我，那些年，他们是公办教师，待遇较好，看到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一样起早贪黑，辛苦工作，却待遇微薄，心中也不是滋味，便给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帮助。

时任教育专干的刘让告诉我，当时，贾村镇和桥镇镇还未合并，光贾村镇就有25个小学，5个中学，一万多名学生，近千名教师，其中民办教师占了多一半。他想尽千方百计给民办教师办实事，鼓励他们抓紧时间自修，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培训、学习、进修，一有机会就让去参加招考，按他的话说，“有集没集都去跟，总有当上一回”。当时上级规定，报考凤师必须担任学校领导，转正必须是“高级教师”等，他便将有管理才能的优秀民办教师大胆提拔为副校长，评职称时公办挤兑民办现象很严重，他力排众议，坚持一视同仁对待，有的上年评上高级教师，次年政策一来，马上招转。

宝鸡县（陈仓区）教育局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2000年还大胆出台了一项特殊政策，一次性集资3万元，民办教师即可转为公办。许多人将此项政策简单说成“卖教师”，据说当时参加人不少，解决了一大批老民教的问题。遗憾的是，那个时候许多人比较贫困，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有的人借到钱款了，却怕上当受骗，把钱背在包包去交钱现场，转了几天却不敢下手，错失良机。

许多老民教，大辈子在家门口教书，且教的都是小学，除过学堂就是责任田，眼界相对不宽广，思想也比较保守，对政府的一片苦心没能正确理解，错过了集资招转的“那趟车”。如今看到当时许多集了资转为公办教师的人，待遇很好，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心中只好成倍遗憾了。

当时，就业途径狭窄，能担任民办教师者，多是乡村文化程度高的社会“精英”，但由于社会的原因，“精英”不一定都有好的回报。经走访得知，贾村民办教师后来的去向大致有以下4种情况：

第一种，考学，参军。从1981年起，国家决定，凡担任三年以上民办教师者，可报考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直接分配，成为公办教师。但当时名额非常少，能考上者更是凤毛麟角。据了解，当年陈仓区（宝鸡县）共有民办教师3000多人，而分配的招考指标仅30名，报名人数却多达1800人，录取比例是60：1，难度可想而知。

说来还有不少故事，当时凤师设了5个民教班，有“二进宫”、两次考入凤师的（第一次社来社去，不包分配，新政策出来后，再次考了一次）；有父女、母子同校者；还有过去的同学、民教老师教出的学生，如今成了师范学校的老师，重新成了“师生关系”者。我们班有个老民办，女儿就在初中毕业考进的学生班上学。这些特殊学生，如当年知青下乡一样，经受了过多生活的磨炼，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便勃发了极大的生命力，他们中许多人日后干出了惊人伟业，不少人担任了县级、市级、省级领导。我身边有好几个同学，毕业后先当教师，后来转行从政，步步高升，一直干到县级、市级、省级领导。历史证明：民办教师中藏龙卧虎，不可小觑了这个群体。

第二种情况，改革开放后，经济搞活，一部分人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待遇低、任务重、与碎娃娃打交道的泼烦”和工作的清贫、艰辛、艰苦，含泪离职。我在采风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人。如今他们都各有建树，有的回乡带头致富，当上了老板；有的担任了村、组干部，成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坚力量；有的离校后又干起了乡村的“几大员”，许多人也已招转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有的凭借当民办教师时积累的教学经验和丰富的知识积累，进城办起了课外补习班……总之，这些人离开三尺讲台后，大多数人都在另外的天地干得风生水起，至今还在城乡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

桥镇村的韩文书，早年担任民办教师，后家庭紧困，实在无法坚持下去，忍痛辞职，开始了外出打工生涯。开始，他先学瓦工。因文化程度高，又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很快走上工地的管理岗位。后经努力，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天祥建筑公司，当了经理。小塬建学校时，他既承揽了建设任务，又捐款出资，报答自己的教育情结和家乡的养育之恩。儿子韩西敏，子承父业，与父亲携手将企业壮大。如今，天祥公司在宝鸡很著名。

第三种，套用当下时髦的话说，叫“坚守”，用“坚守”者自己的话说，“我就爱孩子、爱当教师” “一条道儿走到黑”，最后，“火中守出了福””“锅盖上的米花——终于熬出了头”。到2000年，符合条件的经过考试考核大部分转为公办教师。“民转公”，待遇翻了好几倍，虽然有的人干不几年就退休了，但却有丰厚的养老金，衣食无忧。

第四种，就是结局最不好的，最终被直接辞退。1999年，国家政策规定，1981年7月31日前正式民办教师经考试考核全部转正，剩余的全部清退，一大批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民办含泪离职。

令人欣慰的，我在贾村各村寨采访时看到这批人，由于多年在学校工作，养成了做事认真、严于律己、勤于学习的习惯，回村后却都成了“香饽饽”，有的被一些民营企业高薪聘用，昔日孩子王腰身一变，成了高级管理人才；有的回到村上，当起村干部，他们讲话、作文、写字画画、吹拉弹唱，样样不当，成了基层组织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在花园村，我见到一位28年教龄的“老民办”。他是1957年人，高中毕业生，1981年9月1日起担任民办教师，从教28年，后来没有“民转公”，按政策，1981年7月31日前的全转了，可他却是9月1日起任教的，只差1个月时间，没能转正，被清退回家。

他说，自己上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在班上一直担任学习委员、班长。但因家庭富裕中农成份影响，上不了重点高中，只上了普通高中。从事民办教师后，一直在贾村北塬北山中的殿沟、刘家沟、南湾小学任教，多年带毕业班，还担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参加中师函授，拿到了中师文凭。荣誉证书背了一包包。最荣耀的，有一年某个班学生全镇统考倒数第一名，他调任该校教导主任后，主动带这个班级的课，结果第二年统考中飙升为全镇第一名，学生平均95分，被评为全镇先进教师。镇、村领导经常表扬，村民也到处说“这个老师书教得好”。他还擅长书法、音乐，吹拉敲打文武乐器。

民教被辞退后，沉湎一段时间，又被村上三请诸葛，挑起了村副书记的重担，成了村两委会的骨干。他对电脑格外精通，村上打文件，制表、绘图、发邮件，全由他一人承担。村上老人，有人买了智能手机不会用，第一个便来找他，他当下给教授使用方法；有的三天两头坏，也来找他，他也当下给收拾得溜溜的。人称他是村上的“IT专家”。他的办公室，是村上唯一的“打字复印社”，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全由他管理和使用。

令他骄傲的，3个子女皆成才。长子高考600多分，上的哈工大，2012年毕业，招聘到成都航天7院，原搞技术，现在当了中层领导。二子、三女皆为大中专毕业生，在山东淄博发展。他说，教师出身的人，文化深，素质好，有能力，做事有耐心，对人好，不管啥事，做不完不休息。在村上一样可以大有作为。

在井边头村，我遇到一位当了18年被清退的“老女民教”罗保红。

她，1967年人，娘家在桥镇街道，初中毕业后重读一年，想考中专，可没有成功。只好又上了贾村高中，1987年毕业，外出打工一年。1988年结婚，出嫁井边头村，村干部闻听她有文化，让到村小学“哄娃娃”教书，当起“代理民办教师”，一干就是15年。期间，她工作认真负责，还参加进修学习，拿到了中师文凭。2003年清退民办教师，停了几天，学校人手拉不开栓，又将她叫回来继续干了3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学校撤并，她的教学生涯彻底结束。

此后，两个孩子在宝鸡上中学，她陪读几年，2012年又担任起了村干部，先管社保，后任妇联主任，现在担任村副主任。

她说，1989年刚开始时每月工资仅30元，2008年最多，能拿到130元。她清楚的记得，2000年县上“卖教师”，需要3万多元的师资扩容费，可她当时手中只有5千元，如果借也许能借得到，可家人却让先盖房，说等第二年再买，可第二年没有了这政策。虽然干了半辈子，但还是被清退了。

她凄楚地告诉我：那一批代课教师被冤枉扎了，书教得都好得很，当时实行统一考试，校与校之间交换监考，她教的学生考试质量都很高。她还说，其实农村学校质量并不差，许多人把娃转到城里，还把娃给逛坏了。

他的老公是个车工，技术精湛，原在家干个体，红火时有4台车床，六七个学徒，后来招不到人，被北方动力聘为技术顾问。一双儿女，都非常成功。大女儿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还当起了中层干部。

她说，教师工作，是支蜡烛，不光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没转正，经济紧张些，不过钱这东西，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无所谓。她还保持当教师时的风格，衣饰得体，见人不笑不开言。村委会办事大厅，就她一人值班，不时有群众来办事，她都笑笑地接待，能办的事当下办，办不成的耐心说明情况。

民办教师中还真出人才。

石羊庙有个姑娘叫杨列巧，学习一直很好，高中毕业出嫁到灵龙村，当了农民，可她却仍不甘心，偷偷复课学习。过了三四年，灵龙村一名公办教师因事请假，村上便让她到学校“哄几天娃娃”。时间不长，孩子的数学成绩大幅提高。那些年兴“奥数比赛”，校领导看她数学教得好，便让她为全校10多名选手集中辅导。她不辱使命，短短几周时间，竟然辅导得大有收获，在陈仓区比赛中力挫众多名校，几乎包揽了全区所有奖项。

一个临时代课教师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消息摇了铃。此后，乡、村大力举荐，区教育局爱惜人才，等到下一学期开学，将那名休假期满的公办教师调到别处任教，她继续担任数学教师。后参加陕师大数学函授，不几年便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在没有正式民办教师任用证的情况下，特批招转为公办教师，又从灵龙小学调到桥镇初中，担任初中数学把关教师。

我曾多方打听，想采访这位女中豪杰，但始终没能如愿。看来“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是金子总会发光”，也不是一句诓语。人之一生，只要不断学习，自身强大，总会有成功的机会。

灵龙小学有个老民办刘宝堂，“文革”前长寿中学高才生。人很瘦小，说话似乎没力气，学的俄语，自修了英语，教外语，还带化学，很敬业。中午只吃一顿饭，下午一下课啃点冷馍，即到自己的责任田干活，天黑了，再回到学校备课，批改作业。生活艰朴，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使人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他也曾多次参加招考，可名额太少，加之生活所迫，记忆力减退，成绩总不理想，他的许多学生考得分数还比他高，学生招转了，他却沉淀下来，许多学生看了不忍心。可社会就是这样的残酷。45岁时被辞退，到一家建筑工地卖起了苦力。有个学生实在不忍心老师落到这步困境，便介绍他去县功169厂中学应聘，四五十里的路程，天又下着雨，他却不忍心花钱坐车，凌晨三点起床，摸黑步行而去。待走进招聘现场，不管能力如何，就他一身泥巴、破衣旧衫、人困马乏的情态，便被淘汰了。

国家没有忘记这些特殊时期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民教”。2000年前后，出台政策，为每个从事过民教的人每月补助6元钱。现在的6元钱，怕只能买一筒方便面吧？前不久国家实行过一项政策，将前些年在国营企事业单位做过零工的人，只要有两人以上证明，便可一次性交纳15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龄，可按公职退休人员对待，领取少量养老金，开始只领几百元，现在大约领到一千多元。我与他们交谈时，这些老民教都渴望这样的好政策能落到自己头上，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张家寨有个姑娘叫张林娥，贾村高中毕业的才女，出嫁到灵龙一组，自修拿到大专文凭，书教得非常好，本有机会考凤师，可她课程重，没有去。当民办老师超过30年，也有任用证，但却在2009年被清退。回家后，她和老公一起去宝鸡打工，带家教，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得好，挣些了钱，在宝鸡市区凤凰城买了楼。遗憾的是2016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国家后来给发的每月6元补贴，她却一分钱也没享受上。

前文所写，上官村有个刘毅，贾村中学66级毕业生，干了近20年民办，九几年不干了，6元补助享受了不几天，便撒手人寰。

……（优秀民办教师接续中）